在实现他们共同的和各自的战略目标时，唐纳德·特朗普（中国、金砖国家、委内瑞拉、巴西）和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加沙的种族灭绝和清洗、大以色列）代表了好警察和坏警察。两者都犯有背叛（战争罪），但特朗普假装谈判并诱使对手上谈判桌作为分散注意力的策略，而内塔尼亚胡则预谋、残忍地摧毁他们。这一模式已在十二天战争中得到记录，当时华盛顿和德黑兰正在进行新的核协议的初步接触，而美国和以色列则袭击了伊朗。现在，9月9日在多哈举行的哈马斯谈判代表团成员袭击事件中，双方摧毁了剩下的外交努力。象征性的影响是深远的。传统的政治-外交谈判桌，传统上是军事攻击的保护空间，现在已不再提供任何保证。更糟糕的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陷阱，用于消灭敌人。正如内塔尼亚胡所说，哈马斯的谈判代表是军事目标，这一点变得清晰并得到了证实。
顺便说一句，调解国卡塔尔的中立和名义上的主权受到了损害。卡塔尔是美国的战略伙伴，拥有美国中央指挥部（Uscentcom）总部所在的阿德德空军基地，是该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此次袭击有以色列F-15和F-35战斗机的空中情报和美国控制员的支持，他们关闭了卡塔尔最先进的防空系统。
卡塔尔首相将这次侵略称为“国家恐怖主义”。但信息是明确的：集体防御伞已经消失；基于平衡、互惠合法性以及美国与海湾君主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林）军事合作的原则的正常化过程，现在受到保护国式的从属关系支配，并围绕以色列的战争优先事项旋转，正如《卫报》的一篇社论指出的那样，“对于特朗普来说，当涉及到极端主义政府以色列时，似乎没有真正的红线。”
就像在伊朗之前一样，威胁、武力和强加既成事实占了上风。谈判不再被视为暴力的限制，而是从属于它的场景。对哈马斯谈判代表的暗杀企图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系统角度看，这种变化结束了旧国际秩序的基础。加上加沙的种族灭绝和清洗，国际法已经终结。
教训是：安全不能依赖第三方。国家面临着二选一的局面：接受附庸地位，或者像伊朗那样，建立自己的威慑能力和形式的抵抗，以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和主权。
这将我们带到美国在加勒比的军事部署，其主要目标是改变委内瑞拉政权及其石油。作为诱饵，特朗普继续幻想对毒品走私的军事力量的滥用，这是犯罪，而不是战争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团队制造了毒品卡特尔与恐怖主义的强制性同化，重演了1985年由前哥伦比亚大使莱维斯·塔姆斯为美国干预越南战争而使用的毒品游击队模式，几年后，它适时地变成了毒品恐怖主义。
在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马科斯·鲁比奥推动的新一轮最大压力政策框架下，美国试图制造一次事件或假阳性，作为军事升级的借口。这是一个熟悉的剧本，其先例包括1964年的金兰湾事件，当时林登·约翰逊政府以越南人民军袭击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为借口介入越南战争，以及小布什政府关于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叙事，以2003年入侵伊拉克为借口。
在加勒比的毒品走私船的表演，随后在周五12日对一艘在委内瑞拉专属经济区操作的九名渔民的渔船进行非法和敌对的拦截，由装备有巡航导弹的“USS 詹森·邓汉”号驱逐舰上的海军陆战队执行，可能标志着新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的战争是非传统、多维和更“动态”的，以“美洲安全”的旧外衣出现。该战略结合了挑衅和心理操作行动，以及媒体中毒和刑事叙事，利用神话般的太阳帮和已解散的阿瓜拉瓜火车，目的是制造一个“威胁”大陆安全的委内瑞拉毒品国家，从而为军事升级主义甚至直接的五角大楼干预辩护。
一个变量是制造一个类似利比亚的场景，通过内部反对派的起义，得到美国在加勒比部署的空中和导弹力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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