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听到一位老师批评宪法第三条中关于“质量”和“卓越”的表述。他认为，尽管这些词汇听起来很积极，但实际上它们是多余的，并且掩盖了阶级、性别和文化之间的不平等。“质量”最终被简化为评估和控制的指标，使教育学屈从于技术性的标准。而“卓越”则作为一种精英主义的区分标准存在。相比之下，“教育质量”在国际讨论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它有助于评估教育的相关性、公平性和实用性。如果能够摆脱其技术官僚主义的束缚，从教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教育质量”，它或许可以成为改进教育体系的途径。
如今，许多课程和培训项目都以“教育辅导”这一新概念出现。这种辅导被宣传为一种创新的方法，旨在“提升学习效果”、“赋予学生自主权”以及“挖掘他们的最大潜力”。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方法往往只是表面的解决方案，无法真正改变教师和社会的现实困境——比如繁重的行政负担、资源匮乏、薪资不平等以及恶劣的工作条件等。
被误解的“质量”概念让教师不得不追求外部设定的评估指标；“卓越”则给学生带来了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的压力；而“教育辅导”则要求每个人自己去发现和发挥自己的潜力。这三种理念都强调个人主义（“如果你愿意，你就能做到”），从而忽视了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文化差异以及历史上的性别和种族歧视问题。在这种逻辑下，“教育辅导”的激励性言论其实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创新，反而将教师和学生推向了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的责任之中——比如教室拥挤、基础设施不足、数字鸿沟以及缺乏社区支持等问题。
“教育辅导”所营造的激励幻想与“卓越”理念的风险类似，它们都使用企业化的术语（如“绩效”、“能力”、“赋权”等）来转移人们对系统真正问题的关注。它们的吸引力在于看似现代和积极，但实际上只是将责任推给了教师和学生，让他们为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负责。如果学生没有取得进步，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缺乏自我意识”或“没有发挥潜力”；真正需要反思的应该是限制学习的环境和社会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质量”还是“卓越”，都曾被用作区分地位、维护秩序和强化服从的工具。我的老师指出，“卓越”试图灌输一种“良好行为”的文化，让大众追求自上而下的行为规范，将服从和功绩视为通往认可的唯一途径。“质量”则被包装成一种技术性的、值得推崇的知识体系，但实际上它只是将大多数人（尤其是教师群体）置于外部标准的监控之下，类似于柏拉图式共和国中由专家统治的社会结构。这两种理念都隐藏着一个文明化的过程：在表面的中立之下，它们实际上延续了阶级和知识等级制度。
“教育辅导”同样遵循这种逻辑，只不过披上了更为“友善”的外衣。它被宣传为一种基于同理心和激励的替代方案，但实际上仍然是一种欺骗性的承诺——将个人的成败归结为个人自身的责任。就像“卓越”强调区分和“质量”强调控制一样，“教育辅导”也认为只要“发现自己的潜力”就足以改变现实，却忽视了那些限制教学和学习的环境因素。因此，“教育辅导”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文明化机制，表面上看起来具有创新性，但实际上只是强化了现有的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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