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在恰帕斯高地，正值萨帕蒂斯塔运动与联邦政府之间的谈判（“圣安德烈斯对话”）最为紧张的时期，一群来自特拉维托尔特佩克的米斯特克族儿童和青年开始演奏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他们所处的地点与谈判会场被和平带隔开——这是民间社会为保护谈判进程而设立的隔离区。然而，尽管距离遥远，炮声、钟声和金属乐器的声响暂时取代了人们的言语。
这是一种表达“不可接受现状”的方式。他们用这种方式微妙而有力地表明：“我们依然在这里，我们并未被遗忘。”同时也在提醒人们：“如果俄罗斯人能够抵抗拿破仑那支所谓的‘不可战胜’的军队，那么坐在谈判桌旁的原住民人民也一定能够重建一个多元文化的墨西哥。”
这些音乐家并非孤立无援。在圣安德烈斯萨克阿姆切恩德洛斯波雷斯（San Andrés Sacam Ch’en de los Pobres）的那个下午，他们的演奏中始终伴随着他们导师弗洛里贝托·迪亚兹（Floriberto Díaz）的精神——迪亚兹于1995年9月15日因心脏病去世，年仅44岁。
不久前，弗洛里贝托曾被萨帕蒂斯塔民族解放军邀请参加关于原住民权利与文化的会议，但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出席，由他人代他出席了会议。他的思想通过其他与会者的发言得以传承。
弗洛里贝托出生于特拉维托尔特佩克（Tlahuitoltepec）的圣玛丽亚（Santa María），1951年11月1日出生。他在自己的社区完成了小学前四年的学习，随后在普埃布拉（Puebla）的一所圣心会（Salesian）神学院完成了剩余的学业并获得了教师资格，但并未成为神父。他的朋友们回忆说：“在神学院里，弗洛里贝托竟然把毛泽东的著作伪装成《圣经》来阅读！”（https://shorturl.at/x8Ce5）之后，他进入墨西哥国立人类学与历史学院（ENAH）学习，最终回到了特拉维托尔特佩克。
弗洛里贝托始终致力于实践与学习。他收藏了大量关于拉丁美洲（包括米斯基托族）原住民斗争的文献和报纸资料，这些资料在我1983年首次访问特拉维托尔特佩克时让我印象深刻。
除了在自己的社区，弗洛里贝托还积极参与了三个地区性的民族政治组织：1979至1984年间运作的“米斯特克地区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与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Codremi）；1984年成立的“米斯特克当局大会”（Asamblea de Autoridades Mixes），该组织旨在促进米斯特克地区三个区域的市政和农业当局之间的交流；以及1988年成立的“米斯特克人民服务组织”（Servicios del Pueblo Mixe）。没有他的参与，这些组织的成就将难以实现。
1980年5月至6月期间，Codremi与墨西哥国立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的工人代表共同推动了米斯特克地区水果的直销计划。这些水果（大小堪比美式足球）直接销售给消费者，既避免了中间商的剥削，也让生产者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出售产品。弗洛里贝托认为，这一举措有助于人们建立相互了解，共同为改善生活而奋斗。然而由于车辆故障，该项目最终未能持续。
后来弗洛里贝托进一步阐述道：“原住民运动证明了不同民族群体同样具有斗争潜力，虽然方式可能与工人和农民不同，但目标都是对抗共同的剥削者。”
从关注自然资源保护到推动社区组织建设，弗洛里贝托的贡献无处不在。根据海梅·马丁内斯·卢纳（Jaime Martínez Luna）的描述，他的工作重点从捍卫原住民权益转向推动米斯特克族的读写能力和学校教育。他反对将传统教育视为“原住民的麻醉剂”，致力于将课堂转变为讨论日常生活问题的场所。
他推动的本土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果：创造了米斯特克文字系统、社区中学、社区高中、米斯特克文化培训与发展中心（1979年起运营）、瓦哈卡自治社区大学（Universidad Autónoma Comunal de Oaxaca）以及森波阿尔特佩特尔社区大学（Universidad Comunal del Cempoaltépetl）等。
弗洛里贝托严厉批评了所谓的“原住民主义”政策，认为这种政策并非由原住民自己制定，而是国家根据自身利益制定的。他强调：“对原住民而言，土地才是所有权利的基础。”他还主张将社区视为法律主体，并推动原住民自治的宪法化，反对对其进行刻板定义。
弗洛里贝托离世三十年来，他的思想和理念依然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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