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亲爱的卡洛斯·特略（Carlos Tello）始终强调支出预算在理解墨西哥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核心地位。他认为，正是在预算框架内，各种意识形态与政策愿景、关于国家与经济的理论观点得以交汇，同时也决定了我们与国际社会的基本互动模式。
许多人对此表示质疑，认为经济政策（特别是支出预算）的制定过程应当更具包容性：不仅应有财政技术专家、利益集团和金融顾问参与，更需政治和社会力量及其代表组织共同提出优先事项，努力达成符合各方诉求的支出与税收安排。
然而，在这条漫长道路上，我们亲爱的朋友所倡导的理想化透明度逐渐被一种令人遗憾的表面化透明度取代——在这一背景下，政治经济或经济政策的重要议题往往缺乏充分讨论。无论是政府对自身与世界（尤其是与美国）关系的设想与规划，还是像安东尼奥·奥尔蒂斯·梅纳（Antonio Ortiz Mena）这样的领导风格，抑或卡洛斯在洛佩斯·波蒂略（López Portillo）及其内阁成员遭遇迫害前所推动的实质性变革方案，都未被重视。
表面上的冷漠、建立在所谓"金融智慧"基础上的傲慢，或是因债务担忧而产生的财政妥协，都在阻碍着真正有意义的政策提案。这种做法本质上是一种短视的紧缩政策，尽管经济分析师、会计师和经济学家的预测可能充满勇气（尤其是在我们仍活跃的经济分析机构或外贸部门），但他们的专业意见始终未被充分采纳。总之，我不再赘述，直接进入正题。
随着新经济方案的提出，最棘手的问题浮现：立法者是否具备将资源与实际需求有效匹配的意愿与能力？面对日益增多的待解问题和有限的可用资源，我们必须基于真诚而严肃的辩论来制定当前及未来的经济政策。这种辩论应避免霸凌或煽动性言论，更不能强加于人。
我们还需认识到，国际环境的严峻形势与我国缓慢的经济增长，正在加剧财政困境。继续拖延财政决策的讨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这不仅不利于构建理性化的经济政策制定机制，更无法真正回应墨西哥社会各阶层的需求与权利。
事实上，该经济方案本可成为推动经济规划的工具，帮助我们制定以经济增长和创造充分就业为核心的政策。当然，仅有美好愿景是不够的，必须为这些目标提供相应的资源保障。
为何不将此次支出预算的讨论转化为契机，通过它启动一系列深入的对话进程，从而实现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增长？国家（尤其是政府和联邦议会）面临的挑战，不应仅限于重新安排现有支出项目，而应重新设计公共支出的规模、结构和分配方式。
我们应当提出一条新的增长路径，建立新的再分配机制，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这种努力或许能够成为构建新型社会契约的基础。
文章评论